“万里茶道” 绿韵长绕商路兴

左上图：外国友人共赏武夷茶。（大海峡图片库）

右上图：武夷山茶园 余燕芳 摄

右中图：下梅夜色 崔建楠 摄

万里茶道起点标志 肖文凤 摄

左下图： 万里茶道的起点武夷山下梅村 （大海峡图片库）

右下图：武夷山天心村古道上的担茶人 吴军 摄

绿色是自然界最常见的颜色，清新、健康、充满生机。武夷山人爱茶，爱得从容自信，他们把绿色的梦留在平静淡定的芳香里，掀起万里茶路的历史烟云。远方，有梦中的宝藏，前行的路虽然艰辛，但心中有光，路便宽阔而浩荡。当太阳升空，梦想照亮了现实，又一条国际商路兴起。

万里茶道，传奇壮丽，绿韵长绕。我们在历史中漫步，获得了前进的力量。

电视剧《乔家大院》里有这么一段情节：乔致庸从一个叫花子手中得到了一张茶路图，靠着这张地图的指引，他南下武夷山采贩茶叶，历尽艰辛，将生意做到了俄罗斯的恰克图，赚了个盆满钵满。

历史上，这条茶叶国际贸易通道是真实存在的，它在中国外贸史上的地位可以与“丝绸之路”相提并论。

2013年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俄罗斯时，高度评价17世纪的“万里茶道”是连通中俄两国的“世纪动脉”。习近平主席借助“万里茶道”阐述中俄两国共同发展的新型合作关系，意义深远。

打开中俄地图，顺着史料的指引，我们找到了这条南茶北销的“万里茶道”。茶道起于福建崇安县（今武夷山市），用肩挑和车马运茶至江西铅山县河口镇，由水路经信江、鄱阳湖、长江至汉口，沿汉水运至襄樊，转唐河，北上至河南社旗镇（今社旗县），而后用马帮驮运北上，经洛阳，过黄河，越太行，经晋城、长治，出祁县子洪口，再于鲁村换畜力大车北上，过太原、大同，至张家口或归化，再换骆驼至库伦、恰克图。俄国人再由恰克图将茶叶运销至莫斯科，最终到达圣彼得堡。这条横跨欧亚大陆，越过千山万水，串起沿线200多个城市，用尽各种运输力量和运输工具运送茶叶之路，长达1.3万公里。

这便是人们所说的“万里茶道”。

“万里茶道”兴起于17世纪初，盛产武夷岩茶的武夷山就是它的起点。武夷山城区附近的下梅村是当年开展茶叶贸易最红火的一个茶市，如今“万里茶道”起点雕塑就立在该村村头。雕塑高12米，由茶叶、竹筏、浪花及半个地球仪状的基座有机组合而成。近观可见数片茶叶挺拔向上，集束成玉女峰的婀娜仙姿；远观恰似一艘扬帆的多桅商船，从这里启航，乘风破浪。

走进下梅村，那古街、古井、古码头、古茶庄、古建筑、古庙宇，将当年武夷山何以成为“万里茶道”起点的缘由娓娓道来。

下梅位于崇阳溪支流梅溪畔，因处梅溪下游而得名。青山拱卫，绿水环流，灵气十足。朱熹、柳永、杨万里及明代兵部侍郎陈省等都在这里留下了足迹。杨万里曾作《过下梅》一诗：“不特山盘水亦回，溪山信美暇徘徊。行人自趁斜阳急，关得归鸦更苦催。”

下梅不仅风光秀美，且土地肥沃，盛产茶叶，又因溪水环流，水上交通方便，成了周围茶区茶叶交易的集散地，出现了《崇安县志》所载的“康熙十九年（1680年）间，其时武夷茶市集崇安下梅，盛时每月行筏300艘，转运不绝”的茶叶贸易盛况。清乾隆年间，下梅成为崇安最大的茶市。

下梅的茶香，吸引着四方茶商。清乾隆二十年（1755年）春天，下梅来了几个操着山西口音的客人，他们对武夷山的奇峰秀水似乎不感兴趣，每天只在附近茶山走走看看，这一看就是两个多月。有一天，他们向当地人提出一个请求，要购买下梅村附近的所有荒山。当地人以为是笑谈，便随口开了一个高得离谱的天价，本以为对方会知难而退，不料这些晋商竟毫不犹豫地应承下来，当即从身上掏出早已准备好的银票签字画押，此后便在下梅置业发展。山西晋中榆次车辋的常氏商人就与下梅邹茂章合作办起了景隆茶庄，成了茶道上第一个茶叶贸易的合作伙伴。景隆码头水运从此开埠，成为梅溪上最兴盛的水运码头。随后陆续有茶庄开张，下梅成了崇安县最活跃的茶贸集散地。

这些晋商深知俄国人“宁可三日无食，不可一日无茶”，于是将目光放到了遥远的北方，誓要走出一条“万里茶道”来。

200多年前，在偏僻、交通不便的武夷山，要走出一条“万里茶道”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晋商们硬是用血汗甚至生命筑就了这条漫漫茶道，让人至今还能感受到他们生命接力的艰辛之旅。

闽赣古道的崇安道是“万里茶道”的发端。这条从崇安县城起，至江西铅山县，全长不过200里的古道，却是一条穿越闽赣两省崇山大岭极为险峻的古驿道。元代蒙古商人萨都剌在路过驿道分水关时曾作《度闽关》一诗：“晓度分水岭，身在云雾中。手如天上扪，声落山下风……仰登天有梯，俯视井无底。古来守关人，尽作山下鬼。”生动描述了这条古道的地势高险。

为了把茶叶运出去，当年在这条悬崖峭壁的羊肠小道上活跃着一支挑夫队伍。他们凭着脚板和一双草鞋、一根扁担、一副麻绳、一担筐篓、一顶竹笠，跋涉在雄关漫道上。这支被称为“崇安担”的挑夫队伍，用肩膀在万山丛中挑起一条茶路，源源不断地把武夷山茶叶挑到江西重镇河口，再由此转运北上。“崇安担”是充满辛酸的苦役，当年在古道上流传着这样的民谣：“崇安担、崇安担，整天不离分水关。天天顶着日头走，养家糊口一扁担。早上出门新草鞋，晚上回来脚光光，累干了心头血，流尽了肩头汗……”一些挑夫突然中暑或染疾，得不到及时医治，或强撑病体继续负重而行，不幸倒毙道中，暴尸路旁。附近村庄一些好心人便自发出资，收其尸骨，集中埋于一处，因不知其姓名，立碑时只镌“孤魂总祭”4字。如今，石碑犹在古道旁，向路人讲述当年“崇安担”的艰辛岁月。

古道分水关北麓有座奇峰，民间称之为“望夫峰”。传说是一名山西新婚女子千里迢迢来武夷山寻找贩茶的丈夫，得知丈夫去世后便哭死在丈夫荒冢前的一块大石头上，形成山峰。峰似一个年轻妇人牵着小儿抬头望着北方。后来这个望夫峰的传奇故事渐渐演变成茶路上一首凄美的民谣《十想郎》：“……十想郎儿立关山，关山化石等郎还。”

这漫漫茶路上有多少艰难险阻，留下多少可歌可泣的故事谁也说不清。无数茶商、挑夫历尽艰辛才使关山万里变通途，让武夷茶一路飘香，带动沿线城乡的贸易发展，让中国的产品除茶叶外，丝绸、瓷器、中药材等也源源不断销往俄国，而俄国的毛皮、生革、纺织品等商品也进入中国。

茶道经过的地方，贸易随之繁荣，经济随之发展，城乡也因茶而兴。

茶道起点下梅，邹氏四兄弟因茶叶生意拥资百万，建豪宅70余幢，如今近300年过去了，仍有38幢清代古民居保存完好；江西铅山河口，是茶叶陆路转水路转运地，“舟楫夜泊，绕岸灯辉”，各地茶商云集于此，茶行一度达300多家，建起了山陕会馆，广设商号票号；湖北汉口因茶而盛，“十里帆樯依市立，万家灯火彻宵明”，停泊的茶船多时达2.5万只，汉口洋行和外国商号最多时达250家；河南社旗地处南北接壤地带，茶路的经过，使它迅速发展，成为一个有72条街道、12万人口、各个行业齐全的繁华城市，全国四大商业名镇之一；河北张家口也因茶得利，张家口往北有一狭长孔道可通库伦（今蒙古乌兰巴托），这条“张库大道”，茶贸兴盛时“车辙行腾市井嚣，百年休养得今朝。黄云匝地遮沙漠，衰草连冈走骆驼”，一派兴旺景象。

“万里茶道”是晋商外贸活动的大手笔，在两个多世纪间，晋商运往俄国的茶叶累计达25万吨以上，经济总价值至少合100万两黄金。在中国运输史、茶叶发展史、东方文明史乃至国际贸易史上都写下了浓重的一笔。晋商也因此富甲一方，名扬天下。

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，长江水路受阻。闽商审时度势，将武夷茶运往漳州、泉州、福州等沿海港口，与外商直接进行海上贸易，“广通洋艘，再销欧美”，茶叶销售通道由陆上“万里茶道”转为海上“万里茶道”。其实我国茶叶海运贸易历史可上溯至17世纪下半叶，那时一艘艘番国商船就开始将我国茶叶大量运往西欧国家。1984年在沉没达240年的瑞典“哥德堡号”沉船残骸上，还发现密封完好的武夷茶。

进入21世纪后，随着“一带一路”倡议在世界的广泛响应，尘封已久的“万里茶道”也从历史的深处被唤醒，中蒙俄沿线城市市长召开多届峰会，回顾艰辛历史，畅谈交流合作。“老茶路，新征程”，从武夷山出发的陆海茶路，犹如两条金色纽带，把沿线人民紧紧联结起来，融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之中。